日本撤僑官員自殺并非謝罪 “切腹自殺”傳統是如何演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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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撤僑官員自殺并非謝罪 “切腹自殺”傳統是如何演變的?

2020年02月05日 10:44:14
來源:鳳凰網歷史

鳳凰網歷史特約作者:劉元海(旅日歷史學博士)

1月31日深夜,在日本國埼玉縣和光市的國立保健醫療科學院內,發生了一起公務員跳樓自殺的突發事件。由于死者恰好承擔著安置從武漢撤回的日本僑民的工作,因而使得這一事件受到了中國國內網友的關注。

日本撤僑公務員自殺引發國內關注

菊與刀:西方立場下日本文化的標簽

對于這起自殺事件,國內的評論有一多半是以一種惋惜,甚至于贊賞的眼光來看待這位死者的行為。在諸多的評語和留言當中,諸如像“日本人因其根深蒂固的恥文化而尊崇自殺”,“勇于承擔責任而自殺”之類的話語一再地進入到了大眾視線中。這不由得令筆者感到十分的訝異:以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的《菊與刀》和奧斯特林格(Henk Oosterling)的《日本的死的倫理與意識》為代表的20世紀歐美文化人類學者和哲學家對日本人的自殺行為的刻板詮釋,至今在我國依然存在著如此巨大的影響力。

然而,《菊與刀》等上世紀中期的研究從學術上說已經時過境遷,其局限性在國際學術界已經眾所周知。且不說以筆者旅居日本的經驗談而言,當代的日本人絲毫沒有對本案的自殺行為有所謂認同和推崇的可能。即便我們從本尼迪克特等文化人類學者籍以構筑“恥文化”,并直到今天仍不時為國人引以為據,視為“負責任”的歷史上日本武士的自殺行為來看。所謂日本自古存在一種推崇為承擔責任而自殺的文化的論斷,是并不那么站得住腳的。用它來解釋這次武漢撤僑行動中日本公務員的自殺,也是難以成立的。

在當下的日本,媒體輿論和普通的日本民眾在責難發生丑聞的企業家和失職的官僚時,常常會以江戶時代的武士作為“行為的模范”來比較和批評責任人的行為。在這樣一種甚至顯得“雞蛋里挑骨頭”的嚴苛語境當中,我們確實常常可以看到諸如“江戶時代的武士一定以切腹來承擔責任,今天的政客理應效法”這種說法。

由于在日本江戶時代,確實有許多犯了錯的武士以切腹自殺來承擔責任的事例,因此“切腹”自殺在近代以后被當成了日本人特有的承擔責任的方式,尤其是喜好日本文化的歐美人對此耳熟能詳。

不過,日本歷史和文化上的“切腹”自殺并不總能與“承擔責任的方式”劃等號。

本尼迪克特的名著《菊與刀》

日本“切腹”文化沿革:“切腹”等同引咎自殺?

日本史冊中可見的第一例“切腹”發生在一條天皇一朝的永元二年(988年),大盜藤原保輔在將被捕獲之際,以刀剖腹,企圖自殺。在這個時期,“切腹”不僅不常見,更非武士所獨有的行為。

在進入鐮倉時代(1185年—1333年)之后,隨著武士之間的戰斗頻仍,“切腹”的歷史記載也隨之多了起來。不過,早期的武士往往在窮途末路之時,為了免于死于對手刀下,才會選擇自殺。

因為“切腹”自殺的死法既不干脆,又很痛苦,所以鐮倉時代緊隨其后和南北朝時代(1336年—1392年)的武士們一般采取的是刺心和自刎的自殺方法。而以“切腹”的方式來了結自己生命的做法,往往帶有強烈表達個人意志的含義。

比如在嘉吉之亂(1441年)當中,謀殺了將軍足利義教的赤松滿祐的部將中村單證,在城池即將被幕府的討伐大軍攻陷之時,用最為痛苦的“十文字法”切腹,其主要目的就是為了讓自己成為后世武士所效法的典范。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在鐮倉時代到室町時代(1336年-1573年)這段經典的武士時代,“切腹”乃是失敗者顯示光榮與志氣的方法,而絕無承責引咎之意。

日本大河劇《太平記》中鐮倉時代末期相互自盡的場面,使用的方式是刺心

進入戰國時代(1467年—1600年)之后,“切腹”的含義發生了本質性的變化:從自發的武士個人行為演變成為了主君對臣下的強制性懲罰手段。

文祿四年(1594年),統一日本的梟雄豐臣秀吉勒令自己的外甥豐臣秀次切腹一事,盡管在形式上表現為秀次因為過錯而引咎自殺,實際上完全是秀吉為了清洗外甥而采取的強迫手段。

到了大家最為熟悉的江戶時代(1603年—1868年),隨著武士階層的禮法制度的日益成熟與完備,切腹的流程也變得越來越具有儀式感,例如,事主在切腹之前需要向幕府提交申請書,切腹前的幾天必須齋戒凈身,切腹的當天需要準備合乎禮儀的裝束和短刀,切腹所使用的方法,為了減輕事主痛苦而安排的“介錯者”(負責斬首)以及驗尸的做法等等,每個環節都有十分具體的要求。這樣的一種特點,令本尼迪克特和奧斯特林格等歐美學者將切腹自殺與日本傳統文化中的審美以及禪宗的修行方法聯系在了一起,并進行了深度的闡發。

不過,從江戶時代切腹的本質而言,盡管不乏有若干忠臣諫爭的事例,但絕大而多數事例是幕府政權對武士階層所特設的死刑。在江戶時代因為辦事不力或事故而被幕府判決切腹的例子為數甚多。

德川幕府對辦事不力的臣下法不容情的嚴峻態度,確實強化了普通日本人對于“切腹”是武士在被問罪之前引咎擔責的行為的映像。但把本是被強制執行的刑罰“切腹”描述成主動承擔責任“引咎自殺”的自發行為,無疑是江戶時代居于統治地位的朱子學的道德倫理包裝的結果。

日本電影《切腹》,描述的正是江戶時代的故事

江戶時代的官學——朱子學,重視士農工商的身份等級的體統。由此,作為統治階級的武士階級注重的忠孝節義的倫理觀念超過了佛教,被日本的朱子學說發展為普通庶民也應當遵守的封建倫理道德。而武士在被問罪之前引咎擔責“切腹”自殺,正是作為武士階級“忠孝節義”倫理的具象化觀念被向日本的普通民眾灌輸,從而形成了日本民間和早期外來觀察者眼中關于日本武士引咎切腹自殺的固定映像。

但,這個江戶時代才形成的觀念,到了明治維新(1868年開始)四民平等政策施行之后,就逐漸被日本從歐洲學習推廣的的近代國民觀念所取代。二戰之后,日本社會從觀念到教育又經歷了一次大推進,時至今日,現代國家和國民觀念已經成為日本社會的思想基礎,江戶時代朱子學統治的封建倫理早已沒有土壤。

只是,在對官僚的期待和社會評價標準上,廉潔有能的江戶時代的“好代官”的形象,深植于日本民眾對昭和時代官僚的集體想象和期許當中,因此才有日本民間對于失職官僚和丑聞企業家“江戶時代的武士一定以切腹來承擔責任,今天的政客理應效法”的責難。

這就正如時至今日,“包青天”的形象依舊是海內外華人社會對于官員的期許和愿望,但恐怕沒有哪個國人會真正用包拯生活的宋代的思維觀念去過今天的生活。

明治維新讓日本走進上代化道路

引咎自殺:現代日本對傳統“切腹”的解構與西方曲解

正是如此,在剛剛過去的平成時代中,公職人員僅僅是替國民服務的工作人員而不是什么大人物的概念己是牢不可破。對于這次的自殺事件,多數日本國民的感受是一個和自己一樣努力工作的人去世了。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引咎自殺的倫理是在一個遠離當代日本社會的特定古代社會環境中產生和存在的,但為何直到如今仍然有很多日本之外的觀察者仍然愿意使用它作為解釋工具呢?

原因出在20世紀80年代,當時日本企業在全世界高歌猛進,歐美的學者們急需理論范式對這一現象進行闡釋。

于是,他們“走捷徑”又一次找出自己的老前輩們所創作的諸如“武士的克己奉公與日本人的恥文化”等圖騰化的符號來解釋日本經濟的驚人崛起,然而這樣的范式在很大的程度上只是一種時空的誤會和對日本歷史與社會的誤讀。

20世紀7、80年代的“日本奇跡”讓歐美理論界急于尋找解釋范式

尾聲:過勞引發心理崩潰 撤僑公務員自殺真相

最后,讓我們再一次回到引出本文的撤僑公務員自殺事件。

根據埼玉縣警察部門最新的調查結果,這位自殺的年輕警官剛剛被借調到工作繁忙的內閣官房室不久。而其自殺的原因是借調到新部門后陡然增加的工作導致的過分煩勞,從而引發死者心理崩潰。尤其需要注意的是:死者在工作內容上并沒有任何過失,自然不存在需要“承擔責任”一說。而無論日本媒體的報道還是普通民眾的評論,也并未將其自殺視為對“失職”的 “承擔責任”、“謝罪”行為。相反,埼玉縣警方發言人表示,這次自殺對本縣警察的士氣造成了打擊。

而且,與我們從《菊與刀》等上世紀的研究中得到的刻板映像相反,當下的日本社會對于公務員或公司職員因為工作失職而自殺的行為普遍抱有批評的看法。以去年靜岡市府職員因為上司的訓斥而死殺一事來看,法庭的裁決明確判定此事屬于“職務災害”行為。

綜上所述,“自殺謝罪”的觀念在日本也只是在某個歷史時期內形成的特定時段的觀念,既不是日本一直以來的文化傳統,更不是當今日本社會的統治性觀念。以“恥文化”和“推崇死亡”這樣的觀念來看待當今日本的自殺問題的方法應該到了退出歷史的時候了。而本次事件中國內對日本公務員之死的“引咎自殺”、“自殺謝罪”的認識以及隨之產生惋惜、贊賞、感嘆等,更多是國人借他人之酒杯,澆自己胸中之塊壘的表現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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