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漢主演《南京大屠殺》 其父孫元良是逃跑還是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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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漢主演《南京大屠殺》 其父孫元良是逃跑還是逃生

2020年04月01日 19:21:22
來源:周海濱

孫元良的功過是非

南京保衛戰中,素有“南京南大門”之稱的雨花臺,成為中日兩軍交戰的重要戰場之一。城外,是日軍中以兇殘著稱的谷壽夫軍團;城內,負責防守這一帶的守將,正是剛剛從上海撤退的國軍第八十八師師長孫元良。

八十八師和八十七師是當時中國最精銳的兩個陸軍師。八十八師的抵抗英勇而激烈,日軍谷壽夫久攻不下,甚至懷疑起自己的指揮能力。然而,在日軍猛烈的炮火攻擊下,城墻再也抵擋不住。

2015年6月11日,南京雨花臺,秦漢來到父親曾經鏖戰,遭遇軍旅生涯中最慘烈失敗,甚至一生倍感恥辱的地方。

秦漢感同身受:“南京,六朝古都,它留給我的印象沉重而陰郁。1937年12月,父親孫元良帶領部隊守衛南京,戰敗而退。對于這場戰斗,父親用‘一輩子的創痛與恥辱’來形容。身為后人,我無法想象他曾經歷過的艱苦與悲憤。”

這不是秦漢第一次來到南京,1995年接拍電影《南京大屠殺》時,秦漢就曾經到過這里。南京之行讓秦漢思緒起伏,他為解答“南京保衛戰中,父親是否有污點”這段歷史的疑問而來。

秦漢(左)與孫元良

對于孫元良將軍在南京保衛戰中的功過是非,史學界、民間評價不一。孫宅巍從1983年開始進行南京保衛戰和南京大屠殺研究。他的講述如同一幅傳神的剪影,勾勒出了那段歷史的輪廓。“3名旅長陣亡2名,6名團長陣亡3名,營長陣亡11名,8000余人為國壯烈捐軀!南郊陣地上的八十八軍,與他們留守上海的同袍一樣,堅守到了最后一刻,陣地失陷,‘非不為爾,實不能也’。”

在孫元良生前,秦漢并沒有機會去談論戰爭,他明顯感覺到父親不愿提及往事。“我覺得他并不是那種好勇狠斗的形象,他本質上應該是喜歡和平的。其實,軍人才最了解戰爭是殘酷的,因為軍人是真正在最白熱化的地方待過的。一個坐著辦公桌的人,他不知道戰場真的是怎么樣的,他可以要打要殺的喊得震天響。軍人最了解戰爭的真相,你認識的人,你的好朋友一下子在你旁邊血肉橫飛不見了,在我看來是非常強烈的。像我父親認為南京保衛戰是最悲壯的一役。”

南京,南京

1937年11月13日,孫元良帶領八十八師從凇滬戰場撤退。部隊撤退至青陽港時仍和追擊的日軍時有交火,激戰六小時后,擋住日軍追擊。之后,八十八師退守南京。

南京地處長江九十度大轉彎處,東面和南面是低矮的丘陵和平原,北面和西面是長江的天然屏障。因此,日軍的來犯勢必將南京陷入一座孤城。

孫宅巍介紹說:“孫元良將軍是南京保衛戰中一支主力部隊的指揮官,因為他,七十二軍八十八師是守衛南京的13個建制師當中的一個主力部隊。他這個部隊全是德式裝備,經過精良的訓練,可惜淞滬會戰三個月打下來,這個部隊也殘破了。按照國軍的編制,一個師應該是11000人左右。他這個師撤退到南京的時候,只剩下6000人了。這6000人當中,還有2000名是新兵,基本上沒有經過什么訓練,臨時充實進來的。”

對于來犯的日軍總指揮官松井石根,孫元良曾有過接觸。他在回憶錄里提到,“松井這個人,我于1927年8月間,曾在東京的日本參謀本部里會過他。那時我到日本還不久,希望入日本陸軍大學求學。介石師親筆寫了一封介紹信給我,要我當面交給他,托他幫助我進日本陸大。他當時是參謀本部的第二部部長,介石師信上對他的稱呼是‘松井中將閣下’。我會著他時,第一個印象是‘老而瘦’,第二個印象:摹仿一些德國軍官的派頭。”

這位南京大屠殺事件的元兇奉統帥部命令,以原上海派遣隊的三個師團、一個支隊為主力,協同陸海空三軍,對南京發起進攻。而南京衛戍總司令唐生智率領的國軍形勢大不相同,孫元良記載,“上海一役,國軍的消耗太大了,要恢復戰斗力,實在需要相當時間,眼前準備留下來保衛首都的部隊,番號雖有八個之多,但都是剛剛在上海戰場上經過長時間消耗的,以第八十八師來說,比較算是完整的了,在上海戰場的戰績也最好,然而現在不過只剩下四千多國兵了,并且這四千多官兵中還有一大半是新兵,那是在上海連續血戰三個月,經過五次的補充,其他的部隊,大同小異。”

南京大屠殺紀念館

孫元良詳細記載了這一時期他與蔣介石的一次會面:“在南京,12月初的一個早晨,介石師親自打電話來,要我去見他。他那時住在什么地點,我現已記不起來了。此時天剛明,他穿中國長袍,口里還沒裝上假牙,他要我準備從一個渡口渡江到北岸去,等待后令。因為他的家鄉口音,我聽不清楚那個渡口的名字,他走到貼地圖的地方,指給我看,是劃子口。”

后來,孫元良沒有從劃子口渡江離開,而是和另外七支部隊一起被留下來守衛南京。

秦漢向孫宅巍請教說:“我有一個疑問,先父從淞滬會戰上退下來到南京,國軍為什么不調派一些新的,沒打過淞滬戰的軍隊來打這個仗,而讓他打得這么殘破的部隊守在南京的第一線?”

孫宅巍認為:“大概是因為南京距離上海比較近,日本軍隊可以在短時間里面到達南京。在這種情況下,要把大后方的部隊調過來已經來不及了。蔣介石也下達了調令,把云南的軍隊從昆明拉到南京來,結果這支部隊還走在路上,南京已經失陷了。”

孫元良回憶說:戰爭進行到12月12日,東南郊的要地紫金山、天堡城、明孝陵、雨花臺都已陷落,守兵全部犧牲。敵戰車直抵中華門口,敵步兵逼到城根下,情況險惡。但配置在其他方面的絕大部分友軍,還是悠悠然無所事事,未曾放過一槍。

秦漢對此十分不解:“在打南京保衛戰的時候,像胡宗南的部隊也在附近,他的部隊應該是精銳的部隊,為什么沒有把它放到前面去,胡宗南部隊好像沒有打上海的淞滬會戰,他應該是一個比較完整的部隊。宋希濂的部隊也在附近。”

孫宅巍說:“我感覺到孫元良將軍作為一支犧牲重大的、犧牲慘重的部隊的指揮官,產生這種抱怨的情緒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他對唐生智的指摘,有些地方也不完全如他所述的那樣。為什么呢?因為作為南京保衛戰這么大一個戰略的最高指揮官,他的手上必須要留有相當的預備隊,這個預備隊不到不得已的時候不參加戰斗。宋希濂的部隊參加了南京保衛戰。他賦予宋希濂部隊一個任務,就是負責維持整個南京城的治安、軍隊內部和軍隊外部,軍內外的秩序,帶有鮮明的作用。”

就在雨花臺中華門陷落的前一天晚上,蔣介石兩次致電唐生智:“如情勢不能久持時,可相機撤退,以圖整理而期反攻之要旨也。”到了第二天,蔣介石又改變主意,致電唐生智,稱“我軍仍以在京持久堅守為要。當不惜任何犧牲,以提高我國家與軍隊之地位與聲譽”。

秦漢說,“后來在父親的回憶錄里我得知,蔣介石當時一方面寄希望于蘇聯出兵援助,另一方面寄希望于德國駐中國大使陶德曼的調停,使中日戰爭能盡早順利結束。1937年12月12日夜,唐指揮官召集各部隊長會議,他宣布放棄南京,要各師部長和他一起到下關乘輪船渡江。”

孫宅巍說:“唐生智原來確定了一個撤退的方針是大部突圍,一部渡江,就是少數人渡江,大部分你都要原地沖出去殺開一條血路。這個方針是對的,因為當時沒有那么多的船,所以不允許大批的部隊從長江渡過去,但是他臨時給大家發了書面的撤退令以后,他口頭又追加了一條,他說八十八師、八十七師、七十四軍、教導總隊,你們這些部隊在有船的時候也可以從長江渡過去,到滁州去集合。這條口頭追加的命令犯了大忌。那么,當時你殺開一條血路,當然要很大的犧牲,那么你允許我從長江渡過去,長江后面就是我們的后方,那當然相對要安全一些,因此使得許多的部隊就擁擠在長江邊,事實上又沒有那么多的船。船都收繳了。他希望破釜沉舟,實際上他在這一點上指揮不當,犯了大錯。”

孫元良將軍這部分日記寫于1931至1936年間。“文革”時期孫元良原機要秘書周振寰先生在上海銀行發現這批日記,于是專門取回,后交給檔案館保存至今。

那么,孫元良為何和部隊失聯?

南京保衛戰時,因兵敗城破與部隊失散的軍人化裝成難民,甚至到廟里面做和尚……此類情況甚多。孫宅巍說:“有一個部隊工兵營長叫(柳鮮明)他就躲藏在茅夫山的一個永清寺里面,他做了幾個月的和尚,而且給自己取了一個法號,叫二覺。他躲藏到1938年8月才找機會經上海到了后方。教導總隊的參謀主任廖耀湘負了傷,棲霞山一個和姓村民保護了他,在其家中住了一兩個月。1938年2月份,他才找機會度過長江,回到了部隊。”

“一輩子的創痛與恥辱”

至于孫元良是如何離開南京的,從現在的一些回憶資料、社會流傳的說法來說有多種。

“一種是孫元良自己講的,他帶領600名官兵從棲霞山到龍潭之間的長江口岸渡江,經過了泰興、淮陰、衢州、鄭州一直到武漢。還有一種說法是孫將軍曾經一度留在了難民區里,受到老百姓的保護,甚至在拉貝和魏特琳的安全區里。這些說法都是流傳,從拉貝日記和魏特琳日記中查找不到。但是我有一個觀點,我覺得,作為一個部隊的高級指揮官,打仗打到了最后,你跟自己的部隊失去聯絡了,指揮官本身是有一定責任的。你不應當離開自己的部隊,但是在已經失去聯系的情況下,我們從人性的角度看,他為了保存自己,有一定的方法暫時隱蔽一下,隱蔽在老百姓當中,隱蔽在哪一個寺廟里面,然后找機會再過江,再回到部隊參加抗日戰爭,我覺得這個應當是可以理解的。”孫宅巍說。

秦漢與孫宅巍

孫元良在回憶錄里這樣描述自己逃生的過程:“我既然在江邊找不著船,只好趁隙向東面的山地撤退。我們從棲霞山龍澤兩車站間跨過鐵路,南向進入山區。土著同胞殷勤地供給食物,熱心地帶路,并代我們找船,給了我們不少方便,也添了我們無限傷心。這樣,我便帶了600多官長弟兄,和一輩子的創痛與恥辱,從龍潭附近渡江,經泰興,淮陰,鄭州,于1938年3月下旬到了武漢。”

秦漢坦言:“我不是想要怎么樣去標榜我父親。但是有時候很多傳聞,講的好像對他的勇敢做了一些質疑,那經過你這樣子一個專家講出來,我其實是很激動的,等于也從你的口中見證了他一些事情。”

在孫宅巍看來,這樣的交談很有意義,“因為你既是孫元良先生的公子,又是主演《南京大屠殺》的著名演員,所以我們來交談南京保衛戰有許多共同的語言,感到很有意義。”

其實,這番交談對秦漢的意義更為重大。“大概你沒有發覺,我當場馬上覺得熱淚盈眶,很沖動了。”秦漢說,“為什么會這樣?我覺得孫先生是一位學者,對這個事情應該做了很多考證的工作,他講的事情有一定的公信力,對我父親做的事的一個肯定。我這個做兒子的,覺得為我父親驕傲吧,感覺在當時,他可以說是一個勇敢的軍人了,這個很重要。”

“七十八年前的今天,南京城烽火連天,血肉橫飛,父親孫元良和他的將士們所展示出的勇氣和信念,令我輩汗顏。中國軍人,浩氣長存。”在中華門的城樓上,秦漢寫下了南京之行的手記。

晚年在日本開了個小館謀生

秦漢直言,作為兒子,其實自己多年來一直好奇父親的戎馬生涯。“我從事電影、戲劇工作也很多年,也很想知道他在槍林彈雨中的人性反應,但每每問起他,他都用從沒變過的四川話跟我說:你去看書好咯。”

“我很享受這次的重走父親抗戰之路。”在秦漢眼中,父親一度驕傲、自負,嚴肅到有些木訥,不太愛開玩笑,但又確實蠻上進。“無論是他已經公開出版的回憶錄《億萬光年中的一瞬》,還是那本只在我們家人間流傳的《地球人孫元良流水賬》中,他都是少話、堅毅。這次重走他走過的路,算是讓他原本在書上的形象立體、豐滿起來了。”

問:孫元良將軍1949年去臺灣后,為何會去日本謀生?

秦漢:我記得是媽媽和外婆帶著我先到的臺灣,父親晚到,一到了就去陽明山繼續受訓。我還記得小時候穿著軍服的父親帶我去坐吉普車的情景。那之后,父親就基本沒有擔任要職了。

也正因如此,雖然他有糧餉,但一大家人要養,家里條件確實也不好。父親買了不少雞來養,打算賣蛋補貼家用,但后來發生了雞瘟,還虧了一些錢。再后來他獨自旅居日本,開了一個小館子維持生活,自己也擦桌子、收拾碗筷,其實都不像外界說的原來挺神氣的將軍,沒錢了落魄了,他一直覺得這是自力更生,并非不光彩的事。

他當年也確實辛苦過,但從沒和我們訴過苦,他就是那種打掉了牙和血一起吞的性格,辛苦過了就過了。

問:重返戰場之后,發現你和父親的交流并不多,你未能進入父親的內心世界?

秦漢:他去日本時我還是個孩子,但他回來時我結了婚,孩子都有了,他也老得有點謝頂了。其實一度我們雙方都覺得對方挺陌生的。當年我考上中央電影公司演員訓練班,也只是哥哥給他寫了一封信寄去日本告知他。他倒是勉勵我努力做好。

我還記得他回臺灣后,在高雄開了一家針織廠,我想親近他去看他,但話沒說兩句,他就說想休息了。當時我真感覺和父親的距離很遠,我們之間有一道無法逾越的鴻溝。他80多歲時,我也沒那么忙了,我們接觸才逐漸多了起來。

一直以來,我不很清楚父親內心的想法,但我也不怪他。他后來去日本,我想也是經過時局波折,情勢他無法控制了。

問:父親很長壽,他是個什么樣的人?

秦漢:他是一個不愛被人驚擾、喜歡種花種草的人,平時說話也不多。我很驚訝的是,他基本不出門,但天下大事都知道。我記得當年新選出了教皇他都知道,美國打伊拉克時他還跟我們聊天說美國干得不好。

之前的新聞報道中都提到過他雖是四川人,但不吃辣椒,也不吃蔥蒜,醬油也不吃生的。其實我還蠻奇怪的,他當年做小兵時怎么辦啊?

我印象中有一件事特別好玩,他80多歲時,習慣每周寫一份自己的菜單,其他時間都很平常,唯獨星期三寫著“要吃肯德基的炸雞腿一只”。

一家人(父親右膝上坐的男孩為秦漢)

(文/周海濱,首發于北京青年報、《同舟共進》、澎湃私家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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