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征:中國地理大棋局上的一次大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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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征:中國地理大棋局上的一次大博弈

2020年04月01日 22:02:11
來源:歷史研習社

本文試圖分析 長征過程中關于戰略轉移目標的幾次重大決策中的軍事地理因素。 新蘇區根據地既要能擺脫敵人從“圍剿”到“追剿”的嚴峻軍事形勢,還應能看到革命事業全局性發展的遠景。

紅軍最初決定去湘西是緣于當時的決策者站在江西中央蘇區的角度所看到的 湘西在革命事業全局性發展遠景中的戰略價值 ;后經通道、黎平、猴場、遵義等歷次會議而逐漸形成一幅新的遠景: “赤化四川” ;云貴高原上的閃展騰挪,則將擺脫敵人圍追堵截的嚴峻軍事形勢這一階段性的目標置于更突出的位置。最終,三個重要因素所蘊含著的中國革命的政治主題及其所意味著的地理上的三個方向的交匯,使得紅軍戰略轉移的目的地落腳在 陜北

長征,中國革命的傳奇。 它是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國共大角逐中最精彩的一幕,也是國共雙方在中國地理大棋局上的一次大博弈。在博弈中,紅軍的領導人不斷地調整自身,直到達成戰略轉移的目標,找到中國革命勝利的方向。

1934年10月,中央紅軍主力連同中央機關離開經營多年的江西中央蘇區,突圍遠征。這次遠征被稱為 戰略轉移 這意味著尋找一片適合于創建新蘇區根據地的地域成為當務之急。

新的根據地首先應能讓中央機關和紅軍擺脫敵人從“圍剿”到“追剿”的嚴峻軍事形勢,重新站穩足根;進而,站在新的根據地上,還應能看到革命事業全局性發展的遠景。

當時,在中國地理的大棋局上, 東南是國民黨統治的重心 ,也是蔣介石集團崛起的基礎; 東北方向有日本 在侵占東北地區后咄咄逼人地進逼華北, 西北和西南 則存在著大大小小的對蔣介石政權名義上表示服從的 地方軍閥

哪里才是最有利于中國革命重新打開局面的地域呢?

一、從湘西到”赤化四川”

▲《中國戰爭史地圖集》中的長征

紅軍從江西中央蘇區突出重圍時確定的戰略轉移的目的地是湘西。 為什么當時的決策者一心想要去湘西呢?這是緣于當時的決策者站在江西中央蘇區的角度所看到的湘西在革命事業全局性發展遠景中的戰略價值。

在中央紅軍主力長征之前,紅二、六軍團已在湘西建立起了根據地。紅二軍團(時縮編為紅三軍)在沖破國民黨的圍剿后于1933年在湘鄂西建立起根據地。從1934年5月6日中央給湘鄂西中央分局的信件內容看,中央對于紅二軍團的工作是不太滿意的,那里居然出現 “槍多于人的怪現象” 。

在中央蘇區領導人看來,湘西的紅二軍團有著向 川東 發展的有利條件。當時紅四方面軍已轉戰至川北重新建立起了根據地,紅二軍團可以立足湘西,與川北的紅四方面軍相互呼應,向川東發展 ① 。

不斷壯大的湘西—川東根據地將在江西的中央紅軍與四川的紅四方面軍之間發揮重要的銜接作用。 這是當時的決策者所期望看到的一種全局性發展的遠景。

如果說這一遠景在那年5月由于紅二軍團還遠未打開局面而不是十分清晰的話,那么,到那年7月中央決定紅六軍團向湖南轉戰時已愈漸明確。在1934年7月23日中央給紅六軍團的訓令中闡明中央作出這一決定的諸項考慮中的第一項考慮即是: “目前蘇維埃運動發展的一般的狀況是在江西及四川存在著鞏固的蘇維埃區域,而湖南將成為兩者將來發展聯系的樞紐”。

紅六軍團轉戰湖南可以說是兼具數重目標。 沖出愈漸困難的湘贛邊根據地保存紅六軍團的有生力量是最基本的目標;牽制湖南的敵軍,破壞其進攻中央蘇區的計劃,減輕中央蘇區西面的壓力,是可以期待的一個更積極的目標; “革命化湖南的環境” ,壯大力量, “直至由建立蘇維埃政權與新的大片蘇區,確立與二軍團的可靠的聯系,以造成江西、四川兩蘇區聯結的前提” ② ,則是 期望看到的革命事業全局性發展的遠景目標。

紅六軍團于8月初開始突圍西征,由湘東經湘南、桂北,在黔東與紅二軍團會師(紅二軍團的番號也于此時恢復),并在沿途通過無線電發回許多有關敵人堡壘體系的情報。

紅二、六軍團會師的前后,恰值中央紅軍主力突破國民黨的第一道封鎖線開始長征,并選擇轉移至湘西去創立新的蘇區根據地。中央紅軍主力雖然撤出了 江西中央蘇區 ,但那里仍留下了相當的干部和武裝力量, 仍是重要的游擊根據地。

在當時的決策者看來,中央紅軍主力若能去湘西建立新的根據地,則仍能期望看到由相互聯結起來的 四川-湘西-江西幾大根據地形成的一種局面,掀起新的革命高潮。

在長征的最初階段,中央紅軍主力在沖出江西中央蘇區后在湘南沿著大體上是紅六軍團走過的線路,一路血戰,一心想要去湘西,就是基于上述考慮。

從湖南通道會議開始,紅軍戰略轉移的目標作了第一次調整。 調整后的戰略轉移目標 既務求擺脫敵人的“追剿”,又體現一種新的全局性發展遠景的設計。 新的遠景經由黎平會議、猴場會議而愈漸清晰,直至遵義會議而最終成形。

在國民黨圍追紅軍的過程中,蔣介石亦圖收一石數鳥之功,一方面企圖消滅紅軍,另一方面企圖借“追剿”紅軍而削弱粵湘桂等地方軍閥。這些地方軍閥對此也心明肚知,因此在追堵紅軍的過程中,各懷私計, 以不讓紅軍進入自己的地盤為優先考慮 ,那些軍閥們自己也把追堵紅軍的方式稱之為 “送客式的追擊,敲梆式的防堵” ③ 。

不過,紅軍若要深入他們的地盤,那么他們 堵截紅軍的行動還是會很賣力的 ,也只有在這種時刻他們與蔣介石的目標才是一致的。1934年12月上旬,紅軍血戰湘江突破敵人的第四道封鎖線后打算徑趨湘西時,湘黔軍閥擺出的架勢便是這樣的。

蔣介石察覺到中央紅軍主力有北上去湘西與紅二、六軍團會合的戰略意圖,除令中央軍急追外, 命何鍵為“追剿軍總司令” ,部署湘黔軍二十萬在湖南的洪江、芷江,貴州的松桃、銅仁、石阡一帶集結,布下一個口袋形陣勢,企圖讓紅軍主力鉆進口袋,圍而剿之。

血戰湘江的慘烈和紅軍的損失已使毛澤東及其他的領導人開始反思。 12月12日,在湖南通道召開了中央負責人緊急會議。毛澤東力主避開去湘西路上的強敵,而改 敵人兵力比較薄弱的 貴州進軍 。此提議得到周恩來、王稼祥、張聞天等人的支持。

自長征以來,紅軍戰略轉移的目標第一次開始作調整。 應該說,在通道會議上決定改向貴州進軍在很大程度上是策略性的。這種策略性一方面是出于避實擊虛這一自然的用兵思路,另一方面也可減少博古、李德對于放棄硬闖強敵徑趨湘西這一原定計劃的阻力。 去貴州并不排除今后去湘西的可能。 畢竟,紅六軍團走的也是湘南、桂北、黔東這條路線而與紅二軍團會合的。

▲湘江戰役

紅軍避開強敵,進入貴州。 12月18日,在黎平會議上,經過激烈的爭論,中央政治局認為“ 過去在湘西創立新的蘇維埃根據地的決定在目前已經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適宜的” 。

“政治局認為新的根據地區應該是川黔邊區地區,在最初應以遵義為中心之地區,在不利的條件下應該轉移至遵義西北地區。” ④ 進軍貴州這一行動找到新的落腳點,紅軍正式放棄去湘西,開始沿著一種新的思路在中國地理格局上展望戰略轉移后革命事業全局性發展的遠景。

黎平會議后,紅軍向遵義進發。 在1935年1月1日猴場會議上,這一遠景愈漸清晰。猴場會議重申建立川黔邊新蘇區根據地,而且, “首先以遵義為中心的黔北地區,然后向川南發展是目前最中心的任務” ⑤ , 新蘇區根據地的重心漸漸地移向四川。

是后,紅軍渡過烏江,占領遵義。 在1月15日至17日的遵義會議上,除了解決軍事路線和軍事領導問題外, 對于紅軍戰略轉移的目標再次作了調整。 會議改變了黎平會議上確定的以黔北為中心建立蘇區根據地的決議,決定北渡長江,進入四川。

在1月20日中革軍委發布的《關于渡江的作戰計劃》中規定, “我野戰軍目前基本方針是:由黔北地域經過川南,渡江后轉入新的地域,協同四方面軍由四川西北方面實行總的反攻;而以二、六軍團在川黔湘鄂之交活動,來箝制四川東南會剿之敵,配合此反攻,粉碎敵人新的圍攻,并爭取四川赤化”。

根據這一遠景而擬定的作戰計劃中,紅二、六軍團將主要在川東發揮牽制作用,配合紅一、紅四方面軍兩大主力與川敵實行決戰, “以打通貫穿川西北的聯系”。 ⑥

這一調整一方面是由于當時所面臨的嚴峻的軍事態勢――蔣介石以薛岳所率國民黨中央軍與湘粵桂黔川滇諸省軍隊進逼包圍,企圖消滅紅軍于烏江西北;另一方面也是基于幾大紅軍主力在中國地理格局中的配置情況,使得當時的中央決策者能夠去展望在跳出敵人的包圍的同時打開一種新的局面。

當時, 紅一、紅四方面軍及紅二、六軍團分別位于四川的南、北、東三個方向,幾大紅軍主力協同作戰,形成合力 ,以期打破敵人的圍剿,同時開創新的局面,掀起新的革命高潮。

自通道會議決定放棄去湘西的原定目標以來所作的一系列調整,至此重新繪出一幅清晰的全局性遠景。這一遠景就是 :”赤化四川“,占據中國軍事地理格局中的西南角,以此為基礎,掀起新的革命高潮。

二、云貴高原上的閃展騰挪

在紅軍作此調整期間,蔣介石判斷中央紅軍已威脅川南,可能北渡長江,于是調整“追剿”陣勢。

蔣介石令川軍劉湘集中兵力于川南之赤水、古藺、敘永一帶堵擊紅軍北進之路,封鎖長江;令黔軍王家烈部從東南方向渡烏江尾追;調上官云相部集結于川黔邊之松坎一帶,從東面堵擊;令滇軍龍云派兵入黔,從西面堵擊;薛岳所率中央軍中,以周渾元部渡烏江西進至黔西、大定(今貴州大方)側擊,堵住西南方向;中央軍主力吳奇偉部則作為機動兵力集中于貴陽待命。

自蔣介石企圖消滅紅軍于湘江以東的部署失敗以來, 國民黨軍再一次形成一種大包圍態勢,企圖一舉消滅紅軍。 紅軍面臨的軍事形勢仍然非常嚴峻。因此,如何擺脫愈漸收緊的“圍剿”之網,躍進到設計好的新的局面中,系于能否撕破入川之路上的堵截防線。

遵義會議后,紅軍旋即按渡江作戰計劃行動,分三路北進,力圖沖破川軍的堵擊,直下川南渡江。1月底,紅軍實施土城戰役。作戰失利,毛澤東主動撤出戰斗,西渡赤水,進入川南古藺、敘永地區,尋機北渡長江;在敘永遭到川軍截擊,又西進至滇東扎西,尋機從長江上游渡江。

鑒于幾次尋機渡江的嘗試未能成功,川軍在長江沿線的防御也愈漸嚴密,滇軍亦有東逼之勢,毛澤東及中革軍委開始考慮重新調整。2月7日,中革軍委發出指示,鑒于渡江計劃在目前不可能實現, 決定以川滇黔邊境為“發展地區” ⑦ 。

在2月16日中革軍委發布的《告全體紅色指戰員書》中更明確宣布 “決計停止向川北發展,而最后決定在云貴川三省地區中創立根據地” ⑧ 。 在遵義會議上形成的那幅“赤化四川”的遠景至少是暫時被放下。

紅軍從放棄以川黔邊為根據地到仍然決定在云貴川三省地區中創立根據地,這一調整在很大程度上是策略性的。 那年的2、3月份,中革軍委確定下一階段紅軍活動的地域大致在川黔滇,而 首先以黔北為主要活動地區。

應該說,黔北并不適合于創建蘇區根據地。連此間親赴重慶指揮“追剿”的蔣介石在判斷紅軍動向時也認為: “貴州西北地瘠民貧,大軍行動不僅米糧困難,就是柴草也不易得,紅軍徘徊于此絕地,乃是大方針未定的表現” ⑨ 。

在這一階段的調整中 ,如何擺脫敵人圍追堵截的嚴峻軍事形勢這一階段性的目標被置于更突出的位置。 當時的軍事形勢的確比較嚴峻。自中央紅軍長征以來,蔣介石第二次布下了對紅軍實行大包圍的陣勢,他只等這張包圍網慢慢收緊,便可一舉消滅紅軍。

對于紅軍來說,如何在蔣介石收攏這張網之前跳出包圍圈成為當務之急。在此期間,紅軍四渡赤水,二占遵義,佯趨貴陽,轉進云南,威逼昆明,巧渡金沙江,這一系列作戰的核心目標都 旨在擺脫國民黨軍愈漸收攏的包圍網。

▲四渡赤水

在中國軍事地理大棋盤的西南角上, 毛澤東一路閃展騰挪 ,輕巧地擺脫了蔣介石布下的天羅地網,讓撲空的國民黨軍隊在川黔滇堆作一團,不得不重新調整態勢,為紅軍渡江之后能迅捷地北上與紅四方面軍會師贏得了時間。

紅軍擺脫追兵進入云南后,北上的大門已敞開,于是再次決定渡江北上去川西與紅四方面軍會合,建立蘇區根據地。這一決定在5月12日的會理會議上得到重申。但此時毛澤東等紅軍領導人看川西的戰略價值與遵義會議時已有微妙的變化。

紅軍戰略轉移的最終目標究竟應該是哪里,展望下一步革命事業全局性發展遠景究竟應該立足于哪里,則有待兩大紅軍主力會師后以新的視野審時度勢再作決定。

三、陜北,中國革命的政治主題在地理上的交匯點和落腳點

1935年6月,會師后的紅一、紅四兩大方面軍的領導人們終于坐在川西北的根據地上討論新的發展方向。此時, 在大家討論視野中的地域卻是:川陜甘。

在6月28日召開的兩河口會議上,中央政治局決定一、四方面軍會合后的戰略方針是, “集中主力向北進攻,在運動戰中大量消滅敵人,首先取得甘肅南部,以創造川陜甘蘇區根據地,使中國蘇維埃運動放在更鞏固更廣大的基礎上,以爭取中國西北各省以至全中國的勝利” ⑩ 。

這是兩大紅軍主力會師后勾畫出的一幅今后革命事業全局性發展的遠景。不過,怎么去落實這幅遠景,一、四兩大方面軍的領導人的目光卻投向了不同的方向。

對于怎么樣去創立這個跨有三省的根據地,毛澤東與張國燾之間是存在著分歧的。 而且,在此期間發生了民主革命時期最嚴重的一次黨內斗爭,遂使紅軍在戰略轉移的目標方向上面臨了自長征以來最嚴重的一次分歧。

這次黨內斗爭對于川陜甘根據地這一目標的改變毫無疑問地產生了重大的影響。但此次黨內斗爭本身不在本文的討論之內。此處謹梳理一下哪些跟軍事地理有關的因素在毛澤東等領導人堅持北上的方向最終將紅軍領到陜北這一過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可以說,在中央紅軍到達川西北根據地之前,毛澤東的視野便早已超越了川西北。隨著中央紅軍渡江后向北進發, 毛澤東愈漸將目光投向北方去展望中國革命的未來。 在探索的過程中,至少有三個因素是重要的考慮。

一是如何始終面向中國地理棋盤的腹地,不讓紅軍因暫時的困難而被逼到邊隅。 早在黎平會議上決定創建川黔邊根據地時,政治局就特別強調 “深入黔西、黔西南及云南地區對我們是不利的”⑾ ,避免過分貼近邊隅之地。

在兩河口會議上決定建立川陜甘根據地時,又指出 “大小金川流域在軍事政治經濟條件上均不利于大紅軍的活動與發展” ⑿ 。毛澤東看到了川康邊的局限。 那里道路狹窄,利于敵人封鎖而不利于紅軍反攻;人口稀少,而且又是少數民族地區,不利于紅軍擴充,給養也很困難;一旦國民黨軍封鎖了紅軍北上之路,紅軍有可能被困死在川康地區⒀。

在1935年8月20日的毛兒蓋會議上重申迅速北上占取甘南以岷州為中心之洮河流域地區的重要性時,特別指出 “在物質的條件上,這個區域是西北比較富裕的區域,能夠保證我們現有及繼續擴大之部隊的物質供給的需要” ;而 “在目前將我們的主力西渡黃河,深入青寧新僻地,是不適當的,是極不利的” ⒁ 。

在隨后給左路軍的通報中又補充說明若以主力向黃河(洮河)以西, “我將處于地形上、經濟上、居民條件上比較的大不利之地位。因這一區域,合甘青寧三十余縣,計人口共不過三百萬,漢人不及一半,較之黃河以東,大相懸殊。而新疆之不宜以主力前往經營,尤為彰明較著。” ⒂

除了地理位置、地形、經濟條件外,人口、居民條件也是重要的考慮。 這一點在很大程度上是當時 蘇維埃運動的性質決定 的。蘇維埃運動就是要動員民眾,壯大人民力量,推翻國民黨統治。

這樣,紅軍戰略轉移的地域一方面應是國民黨統治比較薄弱的地方,另一方面又要有利于發動民眾壯大革命力量,而最終是要贏得中國革命的全國性勝利。因此,在毛澤東等中央領導考慮紅軍戰略轉移的目的地的時候, 中國革命的方向感,遂體現為一種地理選擇上的方向感。

正是這種方向感,使得毛澤東等中央領導始終保持一種綜觀全局的大視野,面向內地,面向中國本部,而不是趨避邊隅之地。也正是這樣的視野,使得毛澤東考慮建立川陜甘根據地的時候,是主張向北,而不是向南;在北進到甘南后,發展的方向是向東,而不是向西。

▲長征全圖

第二個重要因素是抗日。 如果說在1934年7月中央將紅七軍團編為北上抗日先遣隊而力圖舉起抗日的大旗在當時由于國民黨軍的圍剿而在事實上不可能,那么,現在舉起抗日的大旗有了可能。

在紅軍長征期間,共產國際召開七大,號召 建立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 ;在中國國內,民眾抗日的呼聲日益高漲。此時舉起抗日的大旗顯然是順應時勢發展的,中國共產黨可以在抗日的反帝事業中壯大革命力量,直至贏得中國革命的最后勝利。

第三個重要因素是靠近蘇聯邊境,打通國際聯系通道,爭取獲得蘇聯的援助。 打通與蘇聯的聯系通道是川西北幾次會議上的重要議題。在發生張國燾的分裂行徑后的俄界會議上,毛澤東重申繼續堅持北上的方針,決定 “當前的基本方針是要經過游擊戰爭,打通同國際的聯系,整頓和休養兵力,擴大紅軍隊伍,首先在與蘇聯接近的地方創造一個根據地,將來向東發展”。 ⒃

這三個因素在地理上意味著三個不同的面向。 推翻國民黨統治意味著面向內地,面向國民黨統治的重心東南,抗日則意味著向東,靠近蘇聯則意味著向北。意味著三個不同方向的這三個因素最終將使紅軍戰略轉移的目的地落腳在中國地理大棋局的哪個點上呢?

1935年9月上旬,張國燾與中央之間的分歧終于導致會合不久的兩大紅軍分頭行動。 毛澤東率紅一方面軍主力向北,張國燾則率紅四方面軍向南。 9月下旬,在甘肅宕昌哈達鋪,毛澤東等中央領導從國民黨的報紙上得知陜北有劉志丹、徐海東領導的紅軍和革命根據地。為創建和拓展川陜甘根據地而堅持的北上的行動,雖因張國燾的分裂行徑而未能達到其原定目的, 此時卻找到了新的方向:去陜北!

紅軍又經過二千多里的長征,到達陜北的瓦窯堡。就這樣, 毛澤東等中央領導終于找到了紅軍戰略轉移的目的地。陜北 ,上述三個因素所意味著的三個主要方向在中國地理大棋局中的 交匯點 ,也是這三個因素所蘊含著的中國革命的三個政治主題的交匯點。

向北,打通與蘇聯的聯系,顯示出中國革命是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向東,直接面向華北而走向抗日的前線,顯示出中國革命是世界反法西斯斗爭的重要組成部分;向東南,推翻國民黨統治,顯示出中國革命現階段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性質。

上述因素的內涵集中體現在1935年12月23日瓦窯堡會議上政治局通過的《中央關于軍事戰略問題的決議》中。決議確定了三項重要的戰略方針:把國內戰爭同民族戰爭結合起來、準備對日作戰的力量、擴大紅軍。

決議還強調 “為堅決而有力地執行這一方針,第一方面軍行動部署之基礎,應確定地放在‘打通蘇聯’與‘鞏固擴大現有蘇區’這兩個任務之上,并把‘打通蘇聯’作為中心任務。拿‘鞏固擴大現有蘇區’同他密切的聯系起來,具體步驟即把紅軍行動與蘇區發展的主要方向放到東邊的山西和北邊的綏遠等省去。” ⒄

在瓦窯堡,連李德和博古在談論 “新根據地在日本、中國和蘇聯的政治交叉點中的地理位置” 問題時也認為, “這個地理位置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條件,使我們能夠把中國人民的民族革命解放斗爭同世界范圍內的反戰和反法西斯主義的斗爭結合起來”。 ⒅

而且,在中國軍事地理棋盤型格局的四角中,陜北處在與國民黨統治重心的東南成對角的位置上,遠離國民黨統治的重心,也有利于積累壯大力量。 從這時候起,一直到解放戰爭的中期,陜北一直是中國革命的中心。

雖然,這種交匯和落腳的完成還需要中國共產黨人繼續的努力奮斗,還需要經由“西安事變”所實現的歷史轉折,但是,長征――以二萬五千里的征戰,在中國軍事地理格局的大棋盤上,從靠近東南國民黨統治重心的江西,經由大西南,一直到位于西北的陜北――終于實現了戰略轉移的目標。更重要的是, 經由這次無與倫比的征程,中國共產黨完成了自身的洗禮,找到了中國革命勝利的方向。

“西安事變”后,蔣介石在全國人民反對內戰一致抗日的呼聲中, 不得不停止“剿共”。 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工農紅軍在大西北站穩足根。在紅軍長征過程中,蔣介石的圍追堵截雖然沒能達到消滅紅軍的目的,卻也不是全無“收獲”。他借“追剿”紅軍,削弱了西南的地方軍閥。他的勢力伸進了大西南。

“七七事變”后,中日戰爭全面爆發。在戰爭的最初階段,蔣介石丟失了他賴以維系其統治的基礎――東南富裕之地。 蔣介石帶領他那套軍政班子遷移到他經由“追剿”紅軍而經營好的后院大西南。

至此,棋局發生根本變化。 在中華民族全民族的抗日統一戰線中,國共聯手――一個以大西南為根基,一個以大西北為基礎――共同對付從東面而來的日本侵略者,在中國軍事地理的大棋盤上,演繹另一幕輝煌而又艱苦卓絕的搏殺。

本文原標題為”從軍事地理的角度看長征“,現標題為編者所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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