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煉丹術到戰爭殺器,人類火炮進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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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煉丹術到戰爭殺器,人類火炮進化史

2020年04月02日 08:07:53
來源:清風明月逍遙客

究竟人類何時發現了火藥,并用在攻城略地上?近代中國飽受西方列強的“船堅炮利”,原來中國的火炮技術也曾經獨步世界?從發現火藥到制作火器,乃至于投入戰爭使用,人類歷史發展隨著熱兵器出現而有新的面貌。不僅加速歐洲封建莊園的瓦解,近代中國也因為中西火炮技術的差距漸漸拉開,飽受軍事侵略而無還手之力。

被譽為中國古代“四大發明”之一的火藥,其實是“黑火藥”(成分為75%硝酸鉀、10%硫磺,以及15%的木炭),之所以會發現這樣的火藥配方,其實來自于中國先秦時代的煉丹術士。公元前221年,秦始皇一統六國,締造中國歷史上首個統一的中央集權大帝國。為求江山永固、長生不老,他“遣徐市(福)發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仙人”,“使韓終(眾)、侯公、石生求仙人不死之藥”。惜秦始皇僅在位12年就崩殂,秦代也只維持短短15年而亡;后有讓西漢王朝文治武功達到鼎盛的漢武帝,聽信方士李少君的建議, 親自從事“化丹砂、諸藥齊為黃金”,煉制可使人益壽升天的奇藥,漢代煉丹風氣因此大盛。而當硝石量比例稍大、溫度稍高、上下釜又密封時就會發生所謂的“炸鼎”(爆炸),最遲到唐憲宗元和三年(808)方士就已研究出硝、硫、炭三元的火藥體系,但真正用在軍事方面,則是在唐末。

據北宋路振《九國志》稱:“天佑初……(鄭蟠)從攻豫章,蟠以所部發機飛火燒龍沙門,率壯士突火先登。入城,焦灼被體,以功授檢校司徒。”此處說的是唐哀宗天佑元年(904),吳王楊行密遣大將王茂章攻反叛的潤州團練使安仁義,王茂章部將鄭蟠在進攻豫章(今江西省南昌市)時,使用“飛火”攻城,為目前最早記載用于軍事用途的人造火器。而成書于北宋仁宗慶歷四年(1040)的《武經總要》,不僅使用了“火藥”一詞,更介紹了火球法、蒺藜火球法、毒煙球法,以及利用火藥制造“霹靂火球”、“鐵嘴火鷂”等炸彈制法,雖然此等燃燒型火器距離殺傷力強大的爆炸型火器仍有不小的距離,但也能稱得上是現代熱兵器的始祖。

北宋末年,面對來勢洶洶的女真人,火藥武器便在汴京保衛戰中獲得實戰展示。宋欽宗靖康元年(1126),金兵圍攻汴京(今河南省開封市),京城四壁守御使李綱下令部隊“夜發霹靂炮以擊賊軍,皆驚呼。”史料上雖不見這種火藥武器有多大威力,但至少以巨大的聲響嚇退敵軍,造成其精神上的恐慌。

時隔百年后,金哀宗天興元年(1232),換成蒙古大軍圍攻金國首都汴京,蒙古軍以可抵擋弓箭和砲石的“牛皮洞子”(蒙上厚牛皮的木架)攻城,金軍則以“震天雷”抵抗:“震天雷者,鐵罐盛藥,以火點之,炮起火發,其聲如雷,聞百里外,所爇圍半畝之上,火點著甲鐵皆透”。與北宋時的霹靂炮不同,名士劉祁清楚記錄了震天雷的威力:“(蒙古軍)攻城益急,炮飛如雨,用人渾脫,或半磨,或半碓,莫能當。城中大炮號震天雷應之,北兵遇之,火起,亦數人灰死”,可見震天雷是種兼具爆炸和燃燒的火藥彈,能連人帶牛皮皆碎迸無蹤。經過激戰16晝夜,“內外死者以百萬計”,蒙古久攻不下汴京只好退兵,金軍也成功扛住了橫掃歐亞大陸的蒙古鐵騎進攻。

多數學者認為,歐洲最早的火藥武器出現在1320年代,即英格蘭國王愛德華三世的大臣沃爾特·德米拉米特于1326年所繪制的兩份手稿。到了1350年,雖出現銅錫合金、射程達數百米遠的火炮,但此時火藥價格非常昂貴,常用于城堡要塞等防御作戰,并無野戰炮的功能,且大多數炮的重量都只有300多磅(約136公斤)。

到了15世紀早期,為使爆炸時產生的氣體在炮彈通過炮身時加速,花瓶狀炮管逐漸改為管狀炮筒,大型射石炮彈也成為當時的流行。僅管無法有強大的攻擊力,卻能起到威嚇敵人與馬匹的作用。1453年,拜占庭帝國首都君士坦丁堡(今土耳其伊斯坦布爾)遭土耳其人包圍時,幸存者描述了守城軍使用火炮的情況:“我們(守軍)從作戰經歷中也學會了打仗,裝備了加農炮來打擊他們(土耳其人)……我們最大的加農炮被迫不發射,因為擔心發射的震動會損害我們自己的城墻。然而,有時候偶爾發射它們轟擊密集成群的敵人,會對敵人及其防護柵欄造成巨大破壞,每一次發射都造成極大傷害,因為敵人無法躲避加農炮。大批土耳其人就因此而被加農炮和火槍射擊陣亡、受傷”。從城墻會因無法支撐火炮后座力而崩壞,而火炮也隨著技術改進,射速、射程都有大幅地提升,殺傷力已非常驚人。

英法百年戰爭期間,1428年的奧爾良的英國火炮在一天多時間內能發射124次;1440年,在萊茵費爾登,這些武器每天可發射74次。火炮技術的提高,大幅增強了對城堡的攻擊力,“過去那些能在任何敵人的圍攻下堅持一年的雄固城池,現在一個月內就陷落了”、“沒有什么城墻能留存下來,無論多么厚,大炮也會在幾天內將之摧毀。” 位在諾曼底地區,曾于1415年反圍攻中堅守6個星期的城堡,在1449年12月法王查理七世以16門大炮的轟擊破壞下,只用了17天就將其攻陷。馬克思在其著作《機器,自然力和科學的應用》中曾說道:“火藥、指南針、印刷術一這是預告資產階級社會到來的三大發明。火藥把騎士階層炸得粉碎。”

不過,或許火藥武器的出現,加速了城堡、莊園與封建騎士體制的瓦解,但也反映了中央集權、經濟發展、民族國家意識增強、國內相對和平、社會文明等歷史發展進程,而不應單單僅將火器視作社會変遷的單一因素。

若說到近代中國使用火炮最興盛的時代,明朝當之無愧。

明朝初年,士兵總數在120萬至180萬左右,其中就有一成士兵配備火器,總數在12萬至18萬之間。在火炮方面,明成祖永樂帝創設專門使用火器的部隊─神機營,為禁軍三大營之一,編制炮兵400人,管理野戰重炮與大連珠炮;明憲宗成化元年(1465)已鑄造300門大型火炮(大將軍炮)。由于明軍善使火器,使火器技術迅速在東亞、東南亞諸國間傳播,到了明神宗萬歷年間,更是中國自制火炮的黃金時期,卻也因此進入工藝技術的研發瓶頸,其火力、射程、命中率等性能,逐漸被16世紀葡萄牙、西班牙殖民者后發研制的佛朗機炮所趕超。爾后在明朝與后金的戰爭中,隨著后金在遼東攻城略地,明軍火炮遂為后金所得,在吳橋之變與大凌河戰役(1633年)后,孔有德率部投降后金,貢獻給皇太極的12門精良紅夷大炮,相當于當時后金國所擁有之總數,此后開始能仿制紅夷火器,成為雙方實力消長的關鍵。

當滿清入主中原,逐步攻滅農民軍、南明勢力等反清武裝后,不再那么重視鑄造新炮,此后雖有三藩之亂與統一臺灣等戰事,讓康熙帝意識到火器的重要,并于康熙三十年(1691年)抽調滿洲八旗與蒙古八旗軍,成立八旗禁衛軍的火器營,全營皆習槍炮,如鳥槍和子母炮,官兵近7,730人。后又陸續設有京師八旗炮兵、各省駐防八旗炮兵與綠營炮兵,構筑龐大的火炮武裝力量。據《清文獻通考》記載,,自康熙十四年到雍正五年,共造炮965門,工部下設的火藥廠每年的生產量達50萬斤(約30萬公斤),此時造炮數量、規模、種類、性能與鑄造技術等,已經達到中國歷朝的顛峰水平。

然而,在雍正帝即位后,“以滿洲夙重騎射,不可專習鳥槍而廢弓矢,有馬上槍箭熟習者,勉以優等”,強調“騎射乃滿洲之根本”,重申刀槍弓矢等冷兵器的作用,使火器制造技術發展從此停滯不前。乾隆二十一年(1756)頒布的《欽定工部則例造火器式》中,雖列舉了85種炮名,但并無創新炮種。嘉慶四年(1799)曾改造160門前朝的“神樞炮”,并改名為“得勝炮”,但試射后卻發現射程竟不如舊炮,可見清代中葉對火器的知識技術已逐漸失傳,最多只停留在17世紀的水平。

與此同時,17至18世紀的歐洲火炮卻在研發上越走越遠。瑞典國王古斯塔夫二世?阿道夫介入日耳曼“三十年戰爭”(1618─1648年期間,改良重炮,分化出較輕的野戰炮和團屬炮,致力于火炮口徑、炮彈重量及裝藥量的標準化,并采用了紙質藥包。法國炮兵總監葛里波瓦爾縮短了炮管長度以減輕重量,同時增大車輪炮架直徑,加強了運輸功能,為往后拿破侖戰爭中大規模使用炮兵奠定了基礎。

18世紀末至19世紀,歐洲人更在霰彈與爆炸彈技術上取得重大突破,使其射程可以被發射至如球形實心彈的距離,更可輕易將木制戰艦的甲板和舷側護板轟得粉碎。鴉片戰爭前中西火炮技術的差距, 成為清廷吃下敗仗的重要原因之一。到英法聯軍之役(又稱第二次鴉片戰爭)時,英軍裝備使用阿姆斯特朗炮,該炮具有三大特點:一是從火炮后方裝彈,讓火藥爆炸時對炮彈產生的推力趨于平均,有利于密接膛線旋轉,并減少膛炸風險。二是炮管內有膛線,增加命中率。三是炮彈由圓球狀改為圓筒狀,強化了穿透力。相比于清軍仍使用老舊的滑膛前裝炮,火藥裝得太少、無法覆蓋戰場,裝得太多又易膛炸,兩者軍事實力宛如天壤之別。也許,故步自封才是近代中國一連串“國恥”的關鍵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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